一个改编自香港电影的美国商业片会有什么作为呢？《无间道风云》给了一个极好的回答：自从10月6日在美国上映以来，不仅票房无敌，而且口碑极佳，不仅在影迷网站IMDB上排名进入前60，更被诸多影评人认为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继《四海好家伙》以来最狠、最酷的电影。目前该片在美国本土的票房直逼1亿美元，全球票房也有1.3亿之多。作为本片的两大主演，马特·达蒙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自然也功不可没，他们有话要说。

    莱昂纳多饰演港版中梁朝伟饰演的警方进入黑帮的卧底。

    马特·达蒙饰演港版中刘德华饰演的黑帮进入警方的卧底。

    《无间道风云》目前在IMDB上的排名已经进入了前60名。

    1 “澡堂会”决定出演

    记者：你们俩是怎么决定拍这部电影的？

    达蒙：制片人布拉德·皮特、莱昂纳多和我有一次一块去澡堂子。我想在那时一切都萌芽了，这是个重要的……

    布拉德来找我因为他的公司和这个项目有联系，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项目是因为布拉德，这对我来说就像梦幻中的梦幻。“嗨，你听说马丁·斯科塞斯正在导演一部关于波士顿的片子。”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份剧本的拷贝，非常喜欢它，我回到纽约后就会见了马丁。但我觉得在这之前我已经同意拍这部片子。但是多数这样的事都取决于两方的见面。“好吧，我们应该见面并且讨论这部片子。”我甚至没有考虑过要冷静地想这件事。

    迪卡普里奥：在接到剧本之前我从未和布拉德·皮特谈过。我接到了剧本，这是部丝丝入扣、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写成的剧本，这种剧本非常少见，我必须说在这一行里很少有一部剧本放在你的膝头，你感觉它能行，这部剧本属于这种少见的情况。这部剧本里充满了两面派的人物、情报、假情报、情节逆转。你知道，最终这一切都汇集在一个在这一行里很少见的令人满意的结局里。后来我和马丁讨论了这件事，这其实是一件不用讨论的事，他真的想拍这部片子，我也真的想拍这部片子。

    记者：莱昂纳多，说说斯科塞斯，他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导演吸引你跟他一起拍电影？

    迪卡普里奥：我是他作品的粉丝，头号的。我想真实的情况是，我开始想要和马丁一起工作的时候是在和罗伯特·德尼罗一起演《这个男孩的生活》（This Boy''s Life，1994年）的时候，我开始熟悉德尼罗的作品，很显然这就意味着熟悉斯科塞斯的作品。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丁作品的粉丝了。如果你问我开始时最想和谁合作，我的回答就是这个人。我有幸在2000年和他合作了《纽约黑帮》。这件事让我最兴奋的是可以有一起工作的好时光，而且我们对于电影有着相同的口味。在他的电影获得在电影史上和在影院中的显赫地位的同时，他肯定扩大了我的演艺类型，这确实提升了我作为一个演员的档次，所以我把斯科塞斯当成人生导师。

    2 扔硬币分定角色

    记者：你们对香港的原版《无间道》熟悉吗？对扮演你们片中角色的梁朝伟和刘德华熟悉吗？

    迪卡普里奥：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都看过这部片子，我们都喜欢这部片子，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一定距离上和这部片子分离开。没错，我们的片子的故事结构和原片类似，但和他们讲述的“地下世界”完全不同。这部电影讲述波士顿的爱尔兰黑帮。我们很早就看过香港版，但我们不得不忘记很多这部片子里的元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创造一部全新的电影。

    达蒙：好吧，我只能做莱昂纳多的“回声”了。我爱那部香港电影，我想它很神奇。我也爱那些香港演员。但这部片子讲的是如此不同的一种文化，更何况波士顿的文化在美国都是独特的。我们的故事结构使用香港电影的，但是编剧基于波士顿的特殊性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记者：最终你们俩是怎么分谁演哪个人的？

    达蒙：我们真的扔了硬币，我就是靠它决定的。我和莱昂纳多都认为这是些了不起的角色。我可以替莱昂纳多说，我们都会为演其中任何一个感到开心，所以我们就靠扔硬币决定了。最终的结果真是不错，现在我已经无法想象扮演另一个人。像这样的大投资电影很少会有这么有趣的角色。一般来说投资越大，人物就越无趣，但实际上我们都能演上有趣的角色，这真得感谢比尔·莫纳罕的剧本。有那么多事可以做，让你每天的工作都很棒，然后我们又到处听说这个导演拍了一部好片子，所以……

    迪卡普里奥：我百分百同意马特的话。这两个人物在很多方面都是硬币的两面。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很容易选择另一个人选择的路，一切都依赖于环境影响。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达蒙：我还想演维拉·法米加（Vera Farmiga，扮演两个男主角共同的恋人）的角色。

    迪卡普里奥：我想演杰克·尼科尔森（扮演黑帮头子）的角色。

    3 杰克把我们吓着了

    记者：和杰克·尼科尔森一起工作怎么样？

    迪卡曾里奥：就像大家对杰克一贯的期待，我们可以说是“期待着意外”。我知道如果让杰克·尼科尔森参加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演一个黑帮分子肯定是很多影迷期待的。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以一种方式拍了这场戏，我记得杰克马上找马丁谈话，他说他觉得他在这场戏中“不够咄咄逼人”。

    这是一场会议桌的戏，这是作为演员我在人生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我们开始用一种方式拍这场戏，第二天我来的时候道具师告诉我：“小心点，他拿了一个灭火口、一枝手枪、一些火柴，还有一瓶威士忌。所以你知道，他做的事有的出现在电影里，有的没有。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这并不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都是职业演员，我们都要扮演角色，但是这回真的找到了角色的感觉———想想看，如果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份他们就会把你的脑袋打飞，而且桌子对面坐着一个可能会把你点着的家伙，这真是24小时不停的恐慌呀！

    这给作为演员的你一种——我不想说是恐惧感，而是一种作为角色的真正内驱力，它彻底地改变了场景的走向。

    达蒙：我们有很多“杰克故事”。第一天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和莱昂纳多演了一周的戏了。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让他上场他会抓住角色的脉络，然后让自己自由发挥，我们每天走到片场的时候都会做好准备看他有什么新花样。他在场的时间并不多，拍完自己的戏就走人，他出场的戏都是电影中最紧张的场面，作为一个人，这些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

    迪卡普里奥：我不知道杰克做了多少研究，或者一切都靠直觉，或者他的工作过程是什么样的，但我发现他总能致力于让角色可信，并且把一切都推向极限，他真是这么做的。肯定有一些东西没有最终被剪进片子里，但看他为角色做了多少思考，他把多少思考投入到角色里，为了让角色可信他会做多少事。

    4 上街参加“踹门行动”

    记者：你们能讲讲你们的成长背景中的暴力，你们是如何用它来塑造角色的？

    迪卡普里奥：我想我对暴力的了解是通过看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对不起，我对暴力的威胁不是很熟悉，但它却是你要作为演员要演的东西。如果你不能从真实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东西，你可以去见做过这类事的人，我的另一个步骤是去波士顿———我之前从没去过那儿———去了解波士顿的亚文化，见一些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真实生活的人，但我真想见的是那些从南波士顿来的人。

    我在洛杉矶见了一个人，花了很长时间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很多关于街头暴力的故事，波士顿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别人是做什么买卖的。这里就像一个微型宇宙，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他们都有着彼此重叠的故事。

    达蒙：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是很爱打架的人，我看到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可能并不比其他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多。所以我不能说我有着暴力的经历。有趣的是我的妈妈是一个儿童问题教授，她特别善于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我在电影里看到很多暴力，尤其是无缘由的暴力，我总是小心不做任何那样的事。但是在这部电影里的暴力没有一件是无缘由的，而且每个角色都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付出了代价。我觉得这对那些应该付出代价的人是有价值的信息。

    迪卡曾里奥：我想马特说得对。不管我们成长在哪里，我们都会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经历暴力。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技术顾问，他名叫汤姆·杜菲，他在电影制作的全过程一直在那里，他知道波士顿的全部历史，知道街道是什么样的，而且那些警察给了我们难以置信的建议。那些警察有时候来剧组，但是马特好像参加了他们的“踹门”行动，是不是，马特？

    达蒙：亲自参加行动，是的，真是了不起的经历。你看过迈克尔·J·福克斯主演的电影《强硬行动》（The Hard Way）吗？我和片子的主角一样。他们真的给我一件防弹背心，让我站在队列的最后一个。我们一起打破大门。我跟他们说：“嗨，伙计，能给我一枝枪吗？”他们会说：“当然不成，闭嘴！”莱昂纳多接触了很多街上的人，而我接触最多的是警察，这使我得以对警察的“亚文化”有所了解。到街上做调查很有意思，因为一进片场，秒表就开始转，你会感到压力很大，但做街头调查你完全可以自己制定步调。比如说“踹门行动”吧。

    我知道我没有真正的危险，他们每次行动对全体警察和每个警察的生命安全都考虑再三，我站在队伍的最后一个而且我有防弹背心，直到他们扫清屋里的敌人后我才会进去，但我可以看见行动的过程，这对了解剧中角色成长的暴力环境非常有用。马丁导演总是告诉我们拍任何片子都要有真实感，不能让人觉得是“假的”。所以他的电影中用很多真实人物出演，并且让演员接触这些真实人生，这样演员才会理解他们扮演的人物。最终，他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魔术，如果你离开了角色，就不会做好你的工作。（来源：新京报）

    ■人物小传

    1959年出生于德黑兰，是伊朗当代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14岁起即在业余剧团中表演，后加入了政府伊斯兰文化指导部的艺术部门，参演过许多伊朗电影。其中他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在另一位伊朗著名导演马克马巴夫的多部作品中担任主角。

    而马克马巴夫对于乡野传奇近乎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以及擅于利用影像制造出强烈戏剧张力的手法，对于日后虽然投身于极简风格的马基迪，在叙事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1991年马基迪拍摄了第一部剧情片《手足情深》，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放映。1996年他执导的《父亲》一片在若干影展上获奖。1998年，他先是以《小鞋子》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终惜败于《美丽人生》，但在美国取得百万美元的票房，创下伊朗电影在美国的票房纪录。随后《天堂的颜色》再次在各个影展上备受好评，并在美国拿下17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票房保证的“伊朗之光”。他还在2001年和2005年分别执导了《巴伦》和《风吹柳树静》。

    像个观众一样被《小鞋子》感动

    记者：《小鞋子》是你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吗？

    马基德·马基迪：我一共拍了六部长片，《小鞋子》是第三部。虽然在喜好上我无法取舍，但是《小鞋子》的确是我比较特别的一部作品。其实《小鞋子》在国内公映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拍摄手法和叙事都很平淡的影片。但是之后影片在国际上拿到很多奖项，当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时候，国内的舆论也随之高涨，在它是一部好电影还是一部坏电影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

    但是无论如何，我因为这部作品而受到关注，在世界影坛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记者：还记得创作《小鞋子》时的情景吗？

    马基德·马基迪：《小鞋子》是真人真事带给我的创作灵感，只不过我把现实中的兄弟俩同穿一双鞋改成了兄妹。影片我想表达的是贫穷之外的另一种意境：孩子是如何去面对和理解贫穷的。我想最终我找到的答案是，再苦再穷的人都有希望和光芒，他们其实是非常乐观的。此外，这部电影里也包含了我对儿时生活的一种怀旧，我曾在影片中的那种环境里生活过，非常熟悉，也非常难忘。

    记者：这次又与北京的观众一起重温了《小鞋子》，看完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马基德·马基迪：很奇妙。十年前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10万美元的投资，虽然在拍摄时我内心有一股力量和激情在不停地推动着我，但还是要考虑不要超支等很多问题，无法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待这部电影。

    如今我却可以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被影片的细节、情绪所感动。

    记者：新加坡导演梁智强曾把《小鞋子》拍成了《跑吧，孩子》，其剧情完全照搬，他在拍之前与你打招呼了吗？

    马基德·马基迪：他们的确和我说过，不过我当时提出的要求就是要保留原著的风格。尽管他们做得很努力，但是我对出来的效果并不满意。

    记者：你为何对儿童题材如此感兴趣？

    马基德·马基迪：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表演，但是一个孩子和一个成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成人可能因为当了演员而有意地改变自己，但是孩子是没有那么多包袱的，他们的世界是很纯净和美丽的。儿时的很多记忆都是十分让人难忘的，所以在我当了导演之后，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讲述孩子们的世界。

    记者：伊朗电影的现状如何？

    马基德·马基迪：伊朗每年会制作拍摄80到90部电影，共分为三类。一类是商业片，大约占到60部左右；一类是政府组织拍摄的影片，拍这种电影的导演都是政府钦点的；还有一类是独立电影人，占到10部到15部，主要会在国外参赛参展和上映。

    记者：众所周知，伊朗电影的审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选择拍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否也是因为受到了这方面的限制？

    马基德·马基迪：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并非主要原因。伊朗约有7500万人口，但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所以拍儿童片也是因为有大量的观众群体。

    看过中国古装大片但没什么印象

    记者：你的电影多追求一种纪实风格，在拍摄中有没有刻意回避阴暗的一面？

    马基德·马基迪：我试图让影片能够还原真实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喜欢用多机位同时拍摄，喜欢用非职业演员。《小鞋子》在蒙特利尔影展上获得成功后，有一位加拿大人买了很多双鞋子，让我转交给小阿里，他认为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所谓的阴暗面我并没有刻意回避，《小鞋子》里兄妹两人同穿一双鞋还不足以表现他们的贫穷吗？但是孩子的视角和成人是有区别的，他们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低别人一等，也会对穷人一样富有同情心。关键是他们的快乐是简单而不含杂质的，他们的乐观也不是做作出来的，否则观众也不会被感动。

    记者：就影片类型和来自的国家而言，你的电影在美国的票房相当高，你如何看待美国或者说好莱坞电影在当今的影响和地位？

    马基德·马基迪：好莱坞电影模式有它的特点，关键是你怎么看待。只看中电影投入多少是对电影业的一种损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好莱坞电影是一种病毒。虽然伊朗电影在世界上并不算强势，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对本土的侵袭。当我了解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每年的电影产量仅有200多部的时候，还是非常担心的，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冲击很大，在我看来中国应该每年至少有1000部的电影产量，希望这一局面能在今后得到改善。

    记者：那你如何看待欧洲国家的电影，比如法国的？

    马基德·马基迪：我们现在是在中国，要谈就要说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一个伊朗导演在这里说法国电影似乎不太合适。

    记者：你对中国电影有了解吗，近年的中国古装大片你看过吗？

    马基德·马基迪：近年的中国大片我的确看过几部，好像是古装片吧，我并不能确定是哪一部，总之是没有太大的印象。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活动了解更多的中国电影。

    记者：这次为北京拍摄“奥运北京”宣传短片，将会从哪个角度来表现北京？

    马基德·马基迪：除了表现北京古老传统文化的建筑之外，我对北京的胡同很感兴趣，因为在这里我竟然找到了拍《小鞋子》时的感受，这些胡同与片子里的场景十分相似，让我感觉非常亲切。此外，北京人让我看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向一个老人询问，他胳膊上的红袖标是用来做什么，他告诉我他在维护治安。这个回答让我惊诧不已，因为在其他国家，老年人都是被遗忘的群体。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了解中国为何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世人关注。这次短片我依旧会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现在的北京，至于到底怎么来讲这个故事，我想在拍完播映之后再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记者手记

    在我N次看伊朗影片《小鞋子》的经历中，这次的观影表现最不集中。因为影片导演马基德·马基迪就坐在观众中间，我总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他的反映。我想在近10年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享受观众在看片过程中多次爆以发自内心的掌声了，不过难得的是，他却像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普通观众，为主人公的命运皱眉，因片中的幽默细节而开怀大笑。伊朗有着几乎是世界上最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或许我们的电影人更应该向这位导演学习该如何去突破，而不是一味地抱怨。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交流环节并没有像影片本身那样令人激动，可能是主办方要求只能通过纸条来提问题吧，现场的气氛不但没有交流起来，甚至还有些沉闷。原本是邀请张杨与马基迪对话的，但是这位伊朗导演并不认识张杨，对中国电影更是不熟悉，无奈张杨也只好充当了念纸条的“特别嘉宾”。（来源：新京报，采写/记者孙琳琳 摄影/记者郭延冰）

    “我觉得年少成名其实很有好处，让你提前进入某些角色提前预热，我觉得只要你心态好，早熟也没什么。”

    前不久，一本名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古诗词赏析书悄然走红书市，在今年下半年创下在卓越网连续一个月高居销售榜冠军，而作者安意如随后的第二本书《当时只道是寻常》也创下销售佳绩。一直没有怎么做宣传的安意如，上周日终于带着自己“浪漫古典情”系列的第三本书———《思无邪》出现在了公众面前。

    《思无邪》延续过去风格

    《思无邪》中选择了40余篇诗经中的文章进行解读，以“国风”为主，深入还原了诗经面目，大气而活泼的同时也延续了《人生若只如初见》和《当时只道是寻常》两本书的清新自在。对于《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热销，安意如和出版方都颇感意外，没做什么宣传却火了。安意如自己说，希望能够把古典诗词融入现代社会，目前所流行的复古风潮不应该是一味复古，应该在古今之中找到共通。她认为自己所选择的解读古典诗词的方法没有错，惟一需要的只是让文笔更收敛。

    回应质疑：硬伤是自己马虎所致

    有褒奖自然也有质疑，不少网友甚至是业内人士认为，安意如的书中有不少内伤。将“谁念秋风独自凉”写成了“谁念西风独自凉”：“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首欧阳修的词被张冠李戴给了晏几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写错了，那肯定是无心的硬伤。”她有些惊讶，“不要说像我这样这么喜欢晏几道的人，就是稍有涉猎的人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还有《哭李商隐》中的“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十四个字错了三个等等。

    对于这些质疑，安意如首先说出了个别字眼自己的理解，比如在用“西风”还是“秋风”的问题上，安意如说诗词在流传下来时，会出现不同的版本，而自己根据对诗词的理解，认为“西风”更为适合。对于另外的一些错误，她表示，这都是硬伤，是自己马虎所致，再版时会注意，但绝对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知识储备不足而出错。

    不过也有人认为，那些不熟悉古诗词的读者，很容易受到这些错误的误导。

    ■人物名片

    安意如：自由写作者，出生于1984年6月20日，双子座A型血。自幼喜爱古典诗词，2003年，以网名如冰恋枫混迹于新浪金庸客栈；2005年，出版传记文学《看张·爱玲画语》；2006年8月，出版文学随笔《人生若只如初见》；2006年8月，出版随笔《当时只道是寻常》；2006年10月，出版文学随笔《思无邪》。喜欢变换不同城市居住，现在旅居云南。

    ■专访

    “我觉得年少成名其实很有好处”

    关于生活

    她问自己安能如意

    安意如是她的笔名，她本姓张，名字也很是普通，早前在网上的笔名叫如冰恋枫，早一批的粉丝和网友都喜欢叫她冰冰。安意如是2004年起的，选择姓安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字能表现她对生活的向往与态度———安定、安宁，即使现在尚在漂泊，她的内心也要寻求这样的感觉。而安在古语中有表示疑问的意思，“安能”就是怎样能，安能如意，怎样才能如意呢？这种闲情逸致也正是她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安”当中既有确定也有不确定的因素在其中。将如意翻过来变成意如，只因觉得安如意太过俗气。

    是先天性脑瘫，小脑运动神经有问题，你看她在那里坐着没什么，但是走起路就不平稳，大脑不能很好地支配身体。和她接触，你只能感觉到自内而外所散发的开朗和自信，于是忍不住要问真的没有自卑过吗？”自卑的感觉其实存在于内心，后来伤口渐渐淡了。你知道它存在，但已经不会有什么影响。”她并不避讳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她也强调，并不希望因为身体异于常人，就借此搏出位。

    关于写作

    没受过张爱玲影响，不愿与安妮宝贝比较

    虽然写了《看张》这本书，但她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张爱玲迷，“我觉得我在写作上也没有受张爱玲的什么影响，反倒是受她的丈夫胡兰成的影响更深”。相比之下，她倒是更认同张爱玲的做人原则，她通过自己的心去理解张爱玲为什么有些行为与众不同。“如果说我和张有什么相似点，那恐怕是年少时都缺少了一些东西。我是身体不好，她是被家庭压抑，不过我觉得真正能写出好文章的人，一定是内心受过压抑的人。”更多的人喜欢拿她与安妮宝贝相提并论，她很认真地说：“我觉得与安妮并提，是我占便宜。”她不否认自己和安妮文气的确相同，比如在写作中都融入更多西方作家如杜拉斯等人的犀利语言，她说她们连情感表达都是一样的。安妮是都市女性心声代表，她将古典的东西与现代相融，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她认为她们的内在认知是不同的。她和安妮没有直接接触过，不过她听朋友说，安妮对她的评价是：“是个好苗子”问她想不想见见安妮，她却说：“安妮应该是一个很关注自己生活，不希望外人打搅的人。所以我不会主动去见她，也没有必要打扰她，我和安妮没有见过，只能算是神交。

    不过经常被大家问到和她的比较，我既高兴也担心，长期这样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会有人觉得我拿她来炒作。”

    关于年少成名

    她觉得挺好

    很多人在读诗解词，为什么现在她火了，她觉得有两个原因：态度和才气。说到自己写作的特点，她打了个比方，“别人在点评一幅画的时候，会说这个画怎么好，哪里好，为什么好，但是我的文字是直指这幅画里的故事，那些牵动内心的情感，将感性溯源，我认为这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她说：“我的成功是不经意的成功。”的确，包括公司也颇感意外，开始也没有制定任何宣传策划。

    她觉得她———也包括易中天———都是被风口浪尖推到了众人面前，到这个时候，她要做的就是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她自认心智比较老，很多同龄人看不懂想不明白的事情她已经看得很明白。问她心智多大，她说：“我觉得我有着40岁女人的心态，工作之外我很疯，但是当我坐到你面前，当我要去签合约，那么很多成熟或者别的东西，我就自然流露了出来。”谈及年少成名，她却说：“我觉得年少成名其实很有好处，让你提前进入某些角色提前预热，我觉得只要你心态好，早熟也没什么。”（来源：新京报，采写记者 姜妍）

  视频：《人物》刻画的罗红

    有些腼腆、害羞，罗红面对记者的连环发问一时语塞：“每次面对记者我都紧张，你们的提问像机关枪一样，扫过来不知说什么好。”受困在一群女记者中间，这位37岁的好利来集团总裁的思维老短路，但一提起摄影，这个瘦黑的四川人马上滔滔不绝起来。

    还是回到2004年9月12日下午四时的北京格林马会吧。碧草晴天、《指环王》的主题曲以及适时而涌的喷泉，《2004罗红西部风光摄影作品集》DVD首发式暨作品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了。男主角罗红则一身骑士行头——红罩衫、条绒长裤和及膝马靴——这样的装束帮助这位中国最成功的蛋糕生产商在黄昏的马术表演里洒脱自如。

    开幕式致词简短实在，更多时间安排给了DVD展播。主办方安排的论坛出现了若干小高潮，比如罗红风光摄影“目中无人”的现状，比如艺术直觉跟商业嗅觉的关联。受邀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不时从理论高度阐释他所理解的罗红摄影，而被评论者则在一旁专注地听，或者赧然一笑。

    从中国西部到非洲

    罗红10年行程18万余里的摄影之路并非玩玩那么简单，他选择在好利来事业上路后第三年，也就是1995年重新背起相机。17岁上见到这个物什的狂喜仍记忆犹新—仿佛有魔力，罗形容说。事实上，罗红的首次商业行为即与摄影有关，他曾开过一家照片冲晒店。在摄影和蛋糕之间切换的契机源于母亲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跑遍全城也没能买到中意蛋糕令他沮丧，而补缺市场空白的意识也随之产生。

    自称“山里人”的罗红跟所有不安分的年轻人一样，不愿止步于“本土”经营，决意看看“外面的世界”。卖掉雅安的“喜利来”（“好利来”前身）蛋糕店，罗北上兰州进行孤注一掷但最终证明成功的第二次创业。接下来，就是毫无悬念的一发而不可收。值得一提的是，罗的创业个案被机械工业出版社的《逆商》一书收编，该章节题目是《好利来白手起家十年十个亿—记好利来集团总裁罗红的成功之道》。

    看上去，“好利来”版图要比罗的摄影版图清晰和明确得多。但一定要让罗红从蛋糕和摄影之间做出取舍，他的表情会显为难。对此，罗只肯这样解释：一个都不能少。蛋糕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他会一直做到老；摄影是第二事业，倘若不能摄影，他会忍不住伤心。

    将瞬间变成永恒的快意鼓动罗红不断远足，而心情烦躁、思维麻木等都市不适症一旦出现，罗就及时从商务活动中抽身。生意交给下属打理，独自驾车驶入无人区，镜头连连对准大山大水。

    西部之所以成为诱惑所在，不独因为罗红出生在这里。从专业角度看，西部云彩与光影的变幻尤令人神往。自四川、广西、云南、青海到西藏、内蒙古以至非洲，一路上罗红边走边摄。罗红自觉去了这些地方，两三天之后心情变化很大。各种纷扰眼不见，心不烦，手机没有信号，外界想打也行不通。当然罗也承认有时会设定目标，更多考虑人力不可控因素，比如到肯尼亚拍动物的片子，就必须了解角马过河在什么季节，诸如此类等等。

    10年间，罗的相机换了五六台，涉猎品牌包括佳能、康泰克斯、尼康、莱卡等，越野吉普也从“牧马人” （Rubicon）过渡到“沙漠王子”。罗红印象中第一台相机购于1995年，造价约1700元人民币。这之后，他再也没有精确统计过自己在摄影上面的投入，“实在记不清了，我对数字不太敏感。”罗红言语中有些无奈。

罗红作品

    胶片里的风景

    “世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如果用心体会，你就一定能听见大地的呼唤。”罗红在其面世的摄影DVD里如是开篇。听上去有些矫情，倘若不能感悟的话。在罗红看来，正是镜头背后眼睛和心灵的同时参与造就了胶片上独一无二的风情。于是乎，九寨沟的“每一种颜色都努力呈现自身”，桂林山水则“愈沉静愈美丽”。若遇风景独好，罗红便会忘乎所以，如小孩一般兴奋，照片拍完把相机扔掉也无所谓。最近的两三年间，罗红多次驱车到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追寻不同于国内的特殊影像。他很快锁定了对他而言颇具挑战性的动物摄影。“拍动物我用120相机，这既需要掌握速度，还要注意跟动物的眼神交流。”罗红用手比划着。为拍好非洲动物，尽可能拉近与目标对象的距离，罗红特意换了长焦镜头来补齐原先设备的不足。

    非洲鹈鹕是罗红津津乐道，他认为这种鸟相当漂亮，至今罗红难忘初次相遇：其时，鹈鹕离他有二三公里远，通体雪白，但他无法断定为何物。在拍火烈鸟间隙，它们悠然游至面前。罗红称当时激动得难以言表，按快门时手止不住发抖。

    瞬间的光影能够成为永恒，但也难免稍纵即逝。尽管罗红拍到水上鹈鹕，然由于光线暗，照片放大后清晰度仍不够。为拍到最理想的照片，罗红一星期跑去纳库鲁湖七次。最遗憾的一次是他刚气喘吁吁把相机架好，角度调好，忽来一车非洲小孩，把鹈鹕全都吓飞。罗红登时傻了，有说不清的心痛。他自嘲仅有执著是不够的，或许还是没能感动这些生灵，但他不打算放弃，还会再来。

    在西部摄影的岁月里，罗红不仅与美景打交道，也要跟险境较量。他与他的摄影朋友们曾经遭遇过泥石流突袭，在越野车由于共振失去方向之时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某地交通队队长陪他，调侃他比“偷鸡贼”还辛苦—日日起早贪黑。

    倘若人有一个目标，就会变得非常勇敢。罗红每谈及此，目光坚定。梦想往往作用于为之倾心且付诸努力的人。对罗红而言，捕捉光影显然不能视为消遣，而确是生命必需，梦想所系，尽管时间相对有限。

罗红作品

    做人要厚道

    如果以为搞摄影、玩马术的人一定生得“愤青”而“艺术”，这多少是个误解。罗红很朴素，爱微笑，惟一时尚的装扮来自几幅很“佐罗”的照片。不少人告诉罗红他一点不像老板，身上有种难得的纯粹。罗红认同也相当满意这样的评价。他自谓从大山里长大，山里人淳朴真诚的本性已融入骨髓，难以更改。

    “名利在我心中根本没那么重要，而且一直都是这样。”罗红言语恳切。他用四川话学了一句“做人要厚道”（发音参照电影《手机》费墨语）—也就是做人比做事重要，而做事比算计金钱重要。付出努力本身就是幸福，迟早会有回报。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年轻商人，罗红的结论耐人寻味。

    同时具备艺术直觉和商业嗅觉的罗红非常欣赏“傻”的气质。他的两个小儿子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罗红询问他俩喜欢做哪个角色，结果一个要做黄药师，一个要做洪七公。罗红纳闷为什么没人想做郭靖。两个孩子实话实说，把原因归咎为郭靖看上去很傻。罗耐心地教育两个儿子，告诉他们，郭靖虽傻，然最上乘的武功他学到手了，最漂亮聪明的女人他也娶到了。不知两个孩子是否能够尽快领会父亲的意图。但罗红自己觉得人有时应该更诚实和简单一些。他说，你们想想看，人的智慧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了，这时品行更弥足珍贵。俗语讲的“傻人有傻福”不无道理。

    没见过罗红飙车、摄影和骑马的朋友往往谓他平和安静，但罗红判断自己属双重性格：外表不冷漠，内心仍狂野。在旁人看来，跋山涉水去摄影既劳累又辛苦，不如安安稳稳在城里整蛋糕。但罗红不这么看。“我是一个不需要鞭策，自己带着发动机的人。”不善修辞的罗红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想到能跟更多的人通过胶片分享旷世美景，罗红一脸幸福。